这是2007版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对戴志康的介绍。
    连戴志康自已也已经说不清这是第几次上榜了。
    自从中国富豪榜出现以来，戴志康就一直是榜单上的常客，所不同的只是排名的变化，而一成不变的则是人们对其富豪身份的界定。
    作为富豪的戴志康，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人们对与戴氏的关注和诠释，始终纠结在对其财富密码和富豪生涯的追问上。而忽略了对戴志康知识分子的起点身份和背景的再梳理，或者说是将富豪戴志康和知识分子戴志康进行人为割裂。
    在证大创业15年后的今天，《财富地产》杂志专访了这位向来一反常态高调做人低调做事的证大创始人，并试图趁这个契机，为公众还原一个真实戴志康的心路历程。

    愿赌服输证券发迹
    回顾戴志康发迹史，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似乎都在为“资本玩家”这个略带贬义的头衔，提供着诸多佐证。
    1988年，戴志康辞去公职，南下海南创立了“国际金融”公司，但由于缺乏经验和人脉，仅仅半年之后就因为没有业务而宣布倒闭。戴志康只得返回北京，栖身于德累斯顿银行中国代表处。
    两年后，戴志康受到研究生校友、时任海南证券董事长张志平的召唤，再度来到海南。
    这一次，戴志康有备而来，再加上当时海南特殊的地理和政治气候，让他找到了感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
    在海南，他不仅成了厉以宁股权理论第一批实践者，同时也给他自己找到了事业的第一个支撑点——做股票。
    1992年，戴志康受命组建中国首批公募基金公司之一——富岛基金公司。富岛基金募集了6000万元，用于炒股票和房地产。仅仅几个月，戴志康就将这6000万元滚到近一亿，戴氏也由此以一个资本高手的面目在金融投资界开始崭露头角。
    同年9月，戴志康开始筹建海南证大资产管理公司。“证大”取意为“证券老大”。次年初，他又邀请了其人民大学的校友朱南松在上海正式设立证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为证大系列公司的“开山鼻祖”。同时，戴志康还在杭州开始了房地产投资之路。
    这，成了其财富人生的起点。时年28岁，戴志康可谓少年得志。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现实就让戴志康知道了什么叫成长的代价。
    1993年，宏观调控降临，股票雪崩，海南地产泡沫破裂，戴志康不但赔光了利润，还搭上了6000万元本金，输了一亿多。
    对于一个曾经轰轰烈烈的人而言，已经无法再回归平淡。再度失意的戴志康，并未像第一次一样选择回去。在随后的两年，他一边还债，一边瞅准机会，筹措一些闲散资金进行小规模的投资甚至是投机，尽管期间也有一些斩获，但依然没有让他彻底摆脱困境。
    1995年，是中国证券业的低潮期，却给戴志康的事业带来了转机。
    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最终因政府干预万国亏损16亿元人民币国债期货告终。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
    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而这一天却成了戴志康人生中颇值得记忆的一天。
    在那场世纪末大对决中，证大旗下朱南松率领的是以当时财政部直属的“中经开”为首的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私人大户组成的多方阵营，多方大获全胜的结果让戴志康掘得了第一桶金。
    1995年夏天，戴志康开始了“资本豪赌”。
    他把散在十几个行业里的投资收拢回来，筹措了2000万元资金，随后用这2000万现金借贷了3000万元，这样，就有了5000万元的资金。他再找到一位在深圳认识的国企老总拿出5000万元，伙同合作伙伴的5000万元，再拿合起来的现金去透支。于是，他手里控制了2个亿。
    戴志康出手了。
    1995年8月，戴志康动用80%的资金购买了市场上的苏常柴股票。当时承诺1995年8月投资，年底收回。但是一直到1996年初，戴志康依然没有“解套”。
    这时，合作伙伴内部产生了分歧，戴志康当然欲罢不能。面对质疑，他说服了合作者和他站到了同一阵线。
    历史再一次垂青戴志康。
    1996年春节过后，股票市场开始回暖。1996年2月，证大集团持有苏常柴转配股1000万股，占其总股本的5.95%，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到了6月，股票市场达到了一个顶峰，苏常柴更是一匹领涨大黑马。戴志康开始慢慢“吐货”，涨一点卖一点，总共挣到两个多亿。戴志康自己赚到了一个多亿。
    此后，戴志康以同样的手法投资了“隆平高科”和“四川长虹”，同样大获全胜，赚得盆满钵满。
    1998年下半年，戴志康再次敏感地意识到，网络经济在证券市场会有一波大的行情。
    1999年5月，戴志康集中投资电广传媒、中信国安、上海梅林等网络股，再次大获全胜，收益在100%以上。
    2000年3月，戴志康判定网络股已普遍被高估，逐步减持网络股，并从股市中抽出大部投资。2002年，戴氏把上海天阙卖给了新浪网，规避了前期对IT投资的风险。
    戴志康在逐渐淡出股市的同时，开始全力进军房地产市场。这次资本“大挪移”使证大集团躲过股票的熊市，进入房地产的牛市。

    隐忍待机地产成名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戴志康就曾以富岛基金的名义，在杭州西郊圈下了261亩的农田和池塘，开发“湖畔花园”项目。
    1993年以后，受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湖畔花园”陷入了半死不活的窘境。
    1998年下半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整个房地产复苏，并很快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上扬行情。杭州房地产的价格更是疯狂上涨。
    由于浙江项目原来是由富岛基金投资的。1998年，戴志康花了3500万元，把它买了过来。
    “湖畔花园”在1998下半年销售形势已经非常好，被誉为杭州为数不多的几块金字品牌之一。
    在房地产业的大好形势下，证大集团进一步在杭州开发了“莲花港家园”(1998年底立项，1999年开始动工，1999年7月开始销售)，正好赶上了这一波高潮，又获得成功。
    1998年下半年开始，戴志康将投资的目光转移到了上海。在2000年前后，戴志康在上海浦东圈下了近千亩土地。
    据历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房地产价格1998年还在下滑，1999年还在探底，2000年到了底部，之后才开始回升。而证大获得的地块，不仅远离市中心，有的距离浦东陆家嘴还有18公里的路程，就当时而言，这样的地块似乎很难说有多少商业价值。
    这似乎又是戴志康的一次豪赌。
    事实再一次证明他把握大势的本领。
    1998年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完成，上海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上海房价由4000多元的均价猛涨至万元以上，年均涨幅超30％。自2000年起，证大已连续四年销售额保持50％以上的增长率。证大集团的证大家园、水清木华、九间堂、五道口广场、立方大厦等项目，给证大集团带来丰厚的利润。
    事实上，通过此轮博弈，戴志康已经完成了从“操盘手”到“企业家”的转型。时至今日，证大集团资产规模逾百亿。然而，在媒体舆论中，在公众视野里，戴氏资本玩家的解读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戴氏“资本社会性”
    尽管在戴志康的证大帝国中，已经有了像房地产开发这样的实业基础，但人们对于戴氏的解读，依然跳不出“资本玩家”的范畴。所谓“资本玩家”的定位，其背后掩藏的则是对戴志康和证大成长模式的种种质疑。
    2004年初，戴志康决定投资20亿元兴建“上海证大艺术大酒店”（后更名为证大.喜马拉雅中心）。
    戴志康的这一决定，立即引来了无数的质疑之声。2004年2月，新一期的《新财经》杂志刊登了题为“地产大佬戴志康的资本赌性”的文章。
    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将自己对戴氏的质疑开宗明义地表达出来：“总额高达20亿元的投资‘赌注’会把戴志康——这位‘2003年内地百富榜’排名第43位的富豪带上新的事业巅峰抑或跌入深谷。” 
    这样的解读，无疑是在企业家和孤注一掷的赌徒之间，画上了一条若隐若现的连线。
    应该说这样的解读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企业家们的得失成败，最终取决于其市场博弈的结果，至少从表面看来，证大的每一次扩张，都是游走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
    然而，追随戴志康多年的秘书王正权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看戴总在做投资决策时，总是那么攻守有序，进退有据，他从容的态度，源自于他对中国经济的本质的把握。因为他清晰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所以总能收获理想的结果也就成了必然，要输也难。这与‘赌’无关。”
    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解读分歧，在戴志康看来，关键还在于人们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早年，他曾说过，“对待资本，可能有的态度无非三种：其一，把积攒起来的资本看作是资本所有者在今生今世的物质享受的数量与范围；其二，把资本看作是在走向市场之前揣在口袋里的一笔赌注；其三，是把资本看作是暂时存放于我们手中、而我们必须以相应的社会责任力才能加以承当的社会权力。
    在第一种态度之下，资本实际上已经不是资本了，而是消费资金。
    在第二种态度之下，资本家不是带着与他的资本相应的社会权力和责任进入市场，而是带着他的赌注和运气进入市场，他已谈不上领导力量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应有的领导的责任。
    第三种态度是我们赞赏的态度，是真正的企业家对待资本的态度。
    前两种态度，都未曾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性质，未曾明了资本不单纯是物质财富的符号。资本按其本性，乃是社会权力的当代形式。它在客观上就是一种社会力量，是组织社会资源的力量，是展开现代社会生活的力量，是增长国民福利的根本机制。拥有资本、并使用资本的人，不管他自觉与否，他都在支配着一份社会权力。
    ……
    你越是与资本的社会性同步，你的资本的力量就越强，你的领导力就越强。倒过来，你逆着资本的社会性走，强调私人、个体以及资本负面的那些东西，那么你的口袋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存放资本的地方，你也谈不上什么领导力。资本的社会作用是客观的，而且随着数量的增长而增长，问题是经营者是否同时认识到了它的责任范围，如果他误用了资本，他就错失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良机，或者说不自觉地推卸了社会责任，于是这个资本就失去了增长的空间，就会慢慢死去，或者被其他的资本同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创建证大的过程中，戴志康已经形成了其完整的价值理念，亦可称之为“戴氏哲学”。

    光宗耀祖升级版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诸如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之类的传统农村价值观，在戴志康身上也有着很深的烙印，然而，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名新时期的“士”，其特有的价值取向，使其又总是以公共领域的责任为己任，几个因素的复杂结合，让戴志康的光宗耀祖显得有些另类。
    从1999年开始，戴志康就一直热心于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在采访中，王正权告诉我们，“戴总是一个乡土情结特别厚重的人，他总是说这片土地养育了他，有恩于他，他必须回报。这么多年来，证大和戴总个人在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的投入上已经超过了千万，其中有很多投资项目，都带有慈善的意味。”
    起初，戴志康对家乡建设的热衷引起了同胞的不理，因为他们觉得兄弟把成千上万的钱捐给了市里、镇里，却不愿意修缮一下自家的老宅。尽管戴志康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乡下的老宅也已空关了多年，但在兄弟姐妹们的心中，始终将老宅视为戴氏的根脉所系，修葺老宅一直是他们的心愿。
    或许兄弟姐妹们同普通人一样，只是把戴志康视为一个常规的成功生意人，而忽略了他意存高远的潜在志向。
    2005年，戴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戴志康终于同意修缮祖屋。但他同时也想到了再帮村里做点事。
    村委会本来就有求戴志康修栋村委会的办公楼的想法。消息传回家乡，村委会的干部马上找上了门。
    修栋村委会的办公楼，按照村委会的说法，建设费、装修费再加上人工成本，也就是二十多万的预算。但是，方案和预算报到了戴志康那里，却没有被通过。
    按照戴志康的想法，新的村委会的功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局限于办公和村民集会，而是应该仿照城市里成熟的公共社区，为村民提供诸如休闲、娱乐、学习、医疗卫生等服务。
    戴志康的想法经过证大规划和设计部门的理解，几天之后，一个全新的方案出现了。在这个新方案中，不仅增加了教育培训中心、多功能放映厅、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和医疗保健中心等功能区，同时，在外部设施中，新增加了公共绿化带和村民休闲广场。整个工程的总占地面积达到336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戴志康为此支付了2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费用。
    今年的3月6日，在戴志康老家一座新农村的社区服务中心终于落成。
    将一个普通的村委会改造成一个社区服务中心，这一举动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光宗耀祖，而成为了戴志康实践其“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又一次尝试。

    公众忽略“士”维度
    人们不禁喟叹，一个多年来始终被外界诠释为“资本玩家”的商人，为何心中却潜藏着如此沉重的社会责任感？
    其实，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人们更在乎的是对戴志康的行动的关注，而忽视了对其精神世界的梳理。所谓“资本玩家”的单一解读，实际上是人们对戴志康富豪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人为割裂的一种误读。
    在采访戴志康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如果当年的海南就是一个大赌场，那为什么在泥沙俱下后的大浪淘沙中，只有戴志康和冯仑等人，至今依然健在，而且上升到了社会精英的层面？
    盘点这些时代的幸运儿，我们发现他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知识分子。
    正是知识分子的背景，使他们在这场与时代的博弈中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思维能力、非凡的政策敏感、对时局的揣摩把握以及对各种机会的分析和掌控能力。时代提供了大的机遇，然而，能把握这种机遇，所依赖的是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各种积累，更主要的是依赖于潜藏在他们内心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戴志康们能有今日成就，乃时代造英雄也。然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戴志康们的选择，也在用他们的力量和才智，推动和造就着一个全新时代。
    他们不同于作家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作为国营大厂的管理者，乔厂长们仅仅只是怀着“把企业生产尽快搞上去”的朴实愿望，在时代的巨变中顺理成章的成了企业家，他们有着更为现实的生存压力。
    他们同一心致富的个体户同样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的心中始终有着一个仁人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在创业的初期，他们的身上的确更多的表现出了一种资本的赌性，但是，一旦功成名就，他们“士”的价值取向开始苏醒，在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的工作已不仅仅只是经营企业，而是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设计一个全新的未来。
    公众对于富豪的兴趣，绝不仅仅局限在他们的钱是怎么得来的，那些钱都是怎么花的同样让人们津津乐道。
    在这个问题上，一般的印象是，企业家和个体户们的暴富带来的是更为狂暴的消费。富豪们仿佛夜夜流连忘返于歌舞厅、夜总会中，一掷千金地“炒酒”、给歌女小费，甚至会由斗富变为斗殴。
    不可否认，现实中这样的富豪比比皆是，然而，他们只是富豪而不是企业家，更不是胸有大志肩有担当的现代社会之士——企业公民。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手里的财富是社会的。
    戴志康无疑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上，但也不仅限于此。一家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其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应该像公民一样，在与全社会各成员交往过程中引领人们探索生活本质的意义，从而引导人们生活方式观念的转变，树立起‘民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观。具体体现在我们向客户提供产品的时候，比如房产品，那么它的建筑设计、社区规划等，应该是贯穿环保、资源节俭的理念，也是具有艺术人文意境的。”

    “士农工商”VS“市商工农”
    确实，前述的“光宗耀祖”只是戴志康的牛刀小试，在他的心中潜藏着更为宏大的理想。
    证大集团的董事长助理兼行政总监隋澎给我们描绘了他眼中的戴志康。“戴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导者，即便是在企业内部，他也很少谈利润，甚至很少谈企业要怎么怎么做。无论是在公司的高层会议上，还是集团的年会上，他很少给某一个人下达具体的任务指标，他谈得最多的是证大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理想。他一再告诉我们，‘证大集团是有自己价值理念的公司，我们追求自己的社会理想，希望把我们的事业跟长远的社会人文价值相联系，不把挣钱作为唯一目标、根本目的，我们把实现社会价值作为最终理想。’”
    戴志康反复强调的社会理想究竟是什么，隋澎认为就是“戴总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一种思考和设计。”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戴志康认为，过去的三十年我们是以“发展是硬道理”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核心思想和指导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口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当时我们太落后了，唯有先发展起来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然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也势必导致只问结果不求过程的简单甚至粗暴式的增长。“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既是一个建设者，同时也是一个破坏者，区别只是我们或许比别人的破坏性会小一些。”
    在戴志康看来，今天社会的经济总量已经积累到一定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进步的物质准备工作，是该停下来对过去的三十年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的时候了，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而发展”的问题，而这一命题，应该成为这场改革后三十年的核心内容。
    戴志康认为，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始终未能突破“士农工商”的排序方式，然而，在经历了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洗礼后，权力格局重组，商人凭借着其掌握的经济实力，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由此产生了“士商工农”的新秩序。
    “这就是说，今天这个所谓‘变革时代’，意味着不仅把企业家推向了经济生活舞台的前沿，而且把企业家推向了民族社会生活舞台的前沿。中国的企业家客观上正在成为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责任人。”
    戴志康反复强调，今时今日，企业家们所获得的这种话语权，绝非人们过去所理解的官商勾结的黑暗势力的产物，而是由企业家所掌握的资本转换过来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未来的国家，必然是由在士与商两个集团中产生的精英人物来共同领导和管理的民主国家。

    阿拉善沙漠民主秀
    戴志康真可谓是心忧天下！
    但至少在目前的环境下，他的“豪情”只能说是自作多情。然而，戴志康同一群志同道合者，已经等不得了，自觉自主，筚路蓝缕，他们坚信路在脚下。
    2004年情人节，在漫天沙尘笼罩下，以首创集团老总刘晓光为首的一批京城企业家经历了一次“集体情感出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环保组织，去沙尘暴的源头——位于内蒙古的阿拉善治沙。
    2004年6月4日，在阿拉善月亮湖的圆形会议室内，这个公益性非政府组织（NGO）正式成立，取名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从参与者名单中，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王石、冯仑、刘晓光、马蔚华、史玉柱、任志强……每一个都身家过亿。
    对于这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公益组织，外界始终褒贬不一。既有赞扬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的叫好声，亦有舆论以“作秀”的质疑和诘难，推测“明星”企业家们的激情燃烧到底能维持多久。
    三年过去了，实际情况怎样？
    曾经随同戴志康参加了该组织2007年年会的隋澎，起初也以为“戴总到那边发个言，捐点钱，再和老朋友们聊聊天，谈谈合作，轻松一下，然后走人，大家该干嘛干嘛。”
    然而，到了现场，他才发现事实与他的想象出入很大，他看到的景象绝非只是捐赠或是公益那样简单。
    事实上，对于戴志康们而言，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了他们学习和实践民主程序的平台。
    这个组织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企业家，强势人物，在自己的企业里基本就是一言堂，现在在协会里豪情万丈，个个都有自己的主张，对协会的战略、章程等制定和修改争论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有时会议开到半夜结束不了，但最终的决议都是通过投票表决产生。
    组织的民主化试验，不仅体现在对日常事务的决策中，同时也表现在理事会的换届选举中。
    在2007年的理事会换届选举中，戴志康、冯仑、任志强、武克钢、张树新……一水儿的董事长们纷纷上台，以“有时间”、“年轻”“有想法”等等理由，竞选协会新一任执行理事、监事或章程修改委员。
    “整个竞选过程严格按民主选举程序进行。竞选者不仅要有完整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同时还必须回答‘选民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另外，很多竞选者还拉上夫人、子女或是下属，组成了助选团队，在‘实力展示’的环节之外，以唱歌、跳舞等多种形式，辅以‘情感打动’的手段到处拉票拜票，只不过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在公开场合下进行。”
    “他们进行的就是一场小规模民主选举。”隋澎总结道。
    对于组织的活动，新当选的会长王石说，在这里体会与以往商业炒作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那种高尚带来的“愉悦”。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民主程序的训练，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认识。
    组织成立之初，创立者们特地在组织的名称中加入了一个英文单词“SEE”。实际上，这个“SEE”是三个英文词SOCIETY(社会)、ENTREPRENEUR(企业家)、ECOLOGY(生态)的首个字母，SEE又是英文“看”的意思，有看得远、看得深的含义。

    群体蜕变与化蝶
    这群富豪究竟要看见什么？他们已经看得多深看得多远？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从这个英语合成词中，看到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再次蜕变。
    或许十五年前，戴志康感到“好象是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扔下了大海”（戴志康语）的一瞬间，他并不清楚，他和他一百五十年前的同乡张骞一样，走上了一条实业兴国的道路。前三十年的改革，他们是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们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完成了资本积累，同时也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富豪的转变。
    今天，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开始重新向着知识分子的起点回归，或者说他们内心中的“士”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再度蜕变，谋求企业家向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转型，由此他们成为了时代和机遇的创造者。
    今后三十年，他们或将成为时代的设计者与担当者。